“‘新高考’需要大学进行改革，尤其招生制度改革和培养制度改革。”在近日召开的2017中国教育明德论坛暨第十六届全国基础教育学习论坛上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。
今年因浙江、上海开启“新高考”，也被称为“新高考元年”。在熊丙奇看来，此次“新高考”改革核心内容为高考的内容改革和录取制度改革，包括实行3+3科目组合、文理不分科、外语科目一年多次考、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纳入高考等。改革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一点，即扩大学生的选择权，包括考试选择权、学科选择权、课程选择权、学校选择权、专业选择权，“我们希望通过改革来扩大学生的选择权，通过学生的选择来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”。
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在十九大新闻发布会上提到，我国到2020年将全面建立新的高考制度，并表示这次高考制度改革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规模最大、涉及面最广、难度最艰巨的一次改革。这意味着，“新高考”不是中学教育的“一家之事”，高考作为连接高中与大学的桥梁，“新高考”改革需要中学发力，同样也需要高校“给力”。
“可以说，大学的招生、培养改革，也直接影响高考改革的推进。”熊丙奇认为，“新高考”的内容改革力度很大，高校的录取制度也应跟上改革的步伐。
据了解，上海市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以“院校专业组”作为志愿填报与投档录取的基本单位，每位考生在本科普通批次最多可以选择24个“院校专业组”，每个专业组可以填报4个专业，总共可以填96个专业；浙江省则把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（类）作为一个志愿单元，学生可以填报不超过80个专业平行志愿。
“在这种背景下，大学通过专业报考和录取匹配的选科要求，来指导和引领学生的选科及报考将显得尤为重要。”杭州二中校长尚可表示，但遗憾的是，“大学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，有些学校觉得对专业限定的科目过于严格，那它可选的生源范围就会缩小，生源录取分数就会下降，所以有些大学为了让更多学生来报考，不愿提出明确的科目要求，有的太宽泛，有的甚至不提供。”
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认为，高校大多数专业对生源都有自己的独特要求，从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来讲，高校专业招生标准更具针对性，既可给高中学生选择高考学科形成良性引领，又可以招录到与专业学习相匹配的适合生源。但是，“现在高校只有极少数优势专业，才明确提出对考生高考学科的要求。大部分专业要么通过大类招生，要么对学生选科不提要求，这些做法看起来是扩大了考生选择范围，实际上让考生无所适从。而且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在招生大类里又潜藏着多少对考生没有吸引力的专业呢？”
熊丙奇建议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在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，明确大学各专业提出选科要求的基本规范，比如“不同专业或者满足一门物理（偏理工科的专业），或者满足一门历史（偏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），或者科目不限（传统的文理兼招专业）；或者每个专业提出3个科目的要求，考生必须满足其中2门，能大大减少考生在选择时的投机行为。
这也对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。目前，浙江省在“三位一体”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方面已进行试点，目前已扩大至省属所有高校和全国部分高水平大学，录取人数也逐年增至近万名，在部分高校“三位一体”及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中试行“一档多投”，即一名学生可同时申请若干所大学（专业），大学（专业）独立进行评价，学生从多所高校的录取中最终进行选择、确认。
对此，尚可表示，“三位一体”综合评价招生制度，弥补了单纯以高考分数选拔学生的不足，拓宽高考选拔多元化途径，强化学业水平测试和高校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录取中的作用。对高校来说，通过与统一高考的结合，体现其招生自主权，有助高校选拔、挖掘到有潜质的学生；对中学来说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只能强调素质教育但无法落实的尴尬。
“我们要看到大学也在变化，比如当浙江、上海实行先填报专业再填报大学的招生方式时，高校都高度重视起学科来，也在想办法通过提高质量来吸引学生报考。”周彬表示，与“新高考”相呼应的是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尤其是一流学科的建设。“一流学科的建设才是真正培养人才的需要。‘新高考’改革就是把原来的超级大学分解成学科专业，然后按专业来进行排名，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富，一定会突破现在两个超级大学对人才发展思维的约束，将高中教育从两个超级大学的升学率中解放出来”。
因此，在周彬看来，高校的学科建设情况要对高中学生、学校更加开放、透明，“比如类似于教育部2012年的学科评估结果，应该让高中学校全面了解，明白每个高校在相应的学科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，它的特色是什么，这样才能保证高中生的选择更具针对性。
“与其大类招生，不如大类培养。大类培养更重视通识教育，比如哪怕你是学化学的，那你也应该去学点物理、生物等专业知识，从而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，但这种大类培养的方式与大类招生并没有必然联系。”周彬认为，当然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时间，所有的改革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，突变反而会扼杀改革本身。
